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在一个场域当中，人们会拥有不同的位置拥有着不同的不同的社会联系。人们在这个场域中拥有的位置是和人们拥有的资本和权力相关的，相反在不同的位置会拥有不同的资本和权力。人作为一个社会人，自然是以理性作为出发点来建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的。人越理性就越想获得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资源就要拥有各类权力来进行控制，才可以在这场游戏中占据好的位置。而人在不同的位置就会产生不同的惯习（惯习是人将自己所在位置而拥有的品行内化的一种结果）。人们同样可以通过惯习来在社会关系中建构自己。惯习主要是通过策略来实现的，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是潜在在身体中的一种体现。人们采取策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获取利益。利益也应该是人们为什么要理性的选择自己在场中位置的最直接的原因。这种利益关系随着而来的就是一种权力的争夺，越得到利益，就越需要权力来帮助自己获取资本。

而布迪厄将权力放在语言实践中进行考察，而语言的交流正好会影响权力关系的使用。

1、资本差距。每一次的语言交流都可以成为权力行为的可能性。因为每一次的交流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进行的，而不同的位置就会产生不同的资源，必然会产生较强一方对较弱一方的压制。因此权力关系也会随之发生。

2、语言惯习。惯习作为一种性情的倾向，是语言交流中发生权力关系的根据。惯习是人们在不同的位置和资本的作用下形成自己的个性倾向，而这种倾向就是会导致在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存在差异（文化人与非文化人说话的差异），惯习的不同也使的人们在价值观兴趣倾向和选择方式上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正好可以成为权力争夺与控制的必然因素。

3、语言能力。言说技能、语言能力和运用它们而产生的社会能力，也是语言交流中发生权力关系的根据，只要存在差别就一定会有优势的一方向劣势一方产生制约性的权力关系。

4、语言市场。语言市场作为一个特定的约束以及监督系统来加强自身的力量，而这一系统是要通过语言的价格来推动语言方式的更新。各种习惯、制度会影响语言的交流，并且语言的价格要在社会制度的认可下才能形成。也就是一种社会大的环境对语言交流产生一种权力关系。

这四种语言交流存在的权力关系恰恰可以帮助有优势的一方压制劣势的一方，从而获得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选择和谁进行交流，交流的方式是什么，无不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思考行为方式——都是为了获得利益和资源。

哈贝马斯其实也在其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到了语言的重要性。所有的交往行动都是一种语言的有效沟通，并且以这种沟通会形成人们的共识作为前提。换句话说交往行动就是人们在进行语言沟通，找共识，在沟通的时候言语有四个有效性基础：表达的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以及语言的正当性。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实在交往实践的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言语并非是语言，言语是一种交往行为，要保证沟通的有效性。言语的有效性是建立在语言交流的基础上，没有语言的交流就不法构成一种行动。可以说言语的有效性其实就是一种人生活中基本理性的表现，人们都想要理性地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就没办法达成一致的行动最后可能就无法真正进入到系统中去实践，去找寻利益。其实话语系统与其他系统是一种原初与派生的关系。

只要存在就会被定义，那它就至少会有一个符号意义存在，所以它不可能只具有自身的功能价值，所以没有被强调的附加价值或意义就是它的最基本状态。这里所说的被强调也就等同于上一节提及的被“再符号”。任何人自降生那天起，先由父母确认他的生物基因，然后由族别与环境确认他的文化基因，紧接着就是身份认证，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生活场域的变换，可能使自己的“身份”丢失，因而，任冬生反复告诫自己要“记住我的姓氏”。从学校毕业之后，任冬生直接踏上去阿坝草地的西行之路，这是他人生的非凡之旅，他将在阿坝县长期从事教学工作，这意味着他的角色、身份将发生变化。

出身于中产阶级和文化教养高的阶级的大学生接触文化的方式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他们的校内学习能不能取得同样大的成功？不能排除有的教师把“优秀的”或“天才的”学生与“认真的”学生对立起来，在很多情况下不考虑其他因素，只从学生出生时就注定了的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判断。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素来努力学习，并且在工作中发挥他们所处环境推崇的职业美德（如崇拜严格而艰难地完成了的工作）。很多教师在评价这些学生时，也有意识地使用对文化精英使用的标准，当这些学生进入“权威”行列而从属于“精英”时尤其如此。文化和脑力劳动的贵族形象与人们对文化的共同认识是如此地接近，致使它甚至影响到对精英理论最深信不疑的人，阻止他们在表面的平等之外再要求更多的东西。

通过改变标记实现的价值观的颠倒，把认真变成了认真精神，把对劳动的崇尚变成了穷苦劳动者的斤斤计较和艰苦努力，并想以此来弥补天资的不足。从以“精英”的价值体系判断小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的时候起，这一变化就开始了。就是说，按有教养、出身高的人的浅薄涉猎来衡量小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而这些人毫不费力地就掌握了知识，他们的现状和前途有保证，可以悠闲地追求风雅，敢于卖弄技巧。可是，精英文化与学校文化是如此地接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农民或工人的子弟更甚）只有十分刻苦，才能掌握教给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子弟的那些东西，如风格、兴趣、才智等。这些技能和礼仪是一个阶级所固有的，因为它们就是这个阶级的文化。对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它同时包含着便当和便当的诱惑。

重复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因为某些人的成功往往使人忘记，是一些特殊能力和他们家庭环境的某些特殊性使他们克服了文化方面的不利因素。一些人认为，进入高等教育是一连串不中断的奇迹和努力的结果。按照极不平等的严格程度选择出来的人面前的相对平等，可以掩盖作为它的基础的不平等。

布迪厄把场域看成是人们争夺有价值资源的场所，这种资源就是不同形式的资本。当人们相互争夺有价值资源时，资源也就形成了「权力的社会关系」。知识场域中人们争夺的是文化资本，这和人们在商业场域中争夺经济资本，在政治场域中争夺权力资本形成了区别。在不同的场域中，人们对甚么是场域内最有价值的资源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争议。所以，场域的资本争夺包括争夺规定有价值资源的合法性。

事实上，教育制度可以通过其自身逻辑的作用使特权永久化。换言之，就是它可以为特权服务，而不需特权人物主动利用。此后，不管是对高等教育整体还是对它的一个方面而言，企图使教育制度的一个方面得以独立的要求，客观上服务于这一制度及其所效力的全部对象。因为，只需让这些因素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发挥作用，就可以保证社会特权永久化。当奖学金或助学金制度表面上使出身于各个社会阶级的人在教育面前处于平等地位的时候，淘汰中下层阶级儿童的机制就会发挥同样的作用（只是较为隐蔽）。这时候，人们可以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把不同社会阶层在不同层次的教育中所占比例的不平等归结为天资不同或愿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