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这是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国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7）

当今中国社会农村正在发生着最为深刻、最为重大的变革。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谈到，“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出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社会8亿农民进入现代化的过程，这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搞了土地改革。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途径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我们既不能用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也不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土地改革以后，五六十年代探索剪刀差的路子，但是行不通。当下实践调研要观察农村社会的失序、风气等问题，通过调查来研究农村现实问题。

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农家子弟大量进城，此为大势所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乡村衰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它没有一个良性的回流，而止于“单向流动”。以乡村精英流出为例，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不愿意回到农村，即使是在国外学农科的，也很少有人愿意搞乡村建设。今日同样如此。

费孝通先生曾如此感慨农村人才的流失：“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这种教育不但未能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并未得到改观，甚至更为严重。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难再见“告老还乡”。如有评论者感慨，城市变成了抽血机，只从乡村抽取养分和年轻人，从未给乡村反哺和滋养，甚至连一个老人也不回馈给它。

此外，民工荒与空心村的同时出现, 不仅引发了对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广泛争论, 也让“农民的终结” (the vanishin peasant) 这一舶来的概念引起各界更加广泛的关注。孟德拉斯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迁过程。作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体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但较工业企业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走向终结，当然，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与孟德拉斯笔下的法国乡村相比, 中国当下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放大了城乡转换面临的各种矛盾, 加之产权制度、农耕历史、人口基数等差异, “村落的终结”在中国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巨变”。

在中国, 乡村作为一个与城市相对应的概念, 除去产业属性、地域景观、社会传统面向, 有三个更加重要的制度特性:户口、社会福利及土地产权。中国乡村性的复杂性本身使得观察乡村性演变的学者都谨慎选择了切入的视角和案例, 某种程度上也拒绝了全局式的关于中国乡村性转型的宏大理论。随着“村落终结”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逐渐摒弃了早先现代化理念经常采用的传统与现代的断点立场, 认可现代化路径的渐进性和差异性;而“乡村性终结”问题的提出, 则标志着对村落认知的彻底溯源和对线性进步式现代化理论的扬弃。根植于历史背景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使得制度转轨变成村落共同体的非理性选择, 城市化本身暗含的现代化憧憬并不足以使村民放弃现有的既得利益, 这一点在城中村这种城乡冲突和交融最强烈的地方表现得最为显著。妥协的方案只能是名义上城市收编乡村式的“村落终结”和实质上基于封闭村集体机制的“乡村性维持 (或曰再生) ”, 且这种乡村性的维持法理上是无限期的。在这个意义上, 城市化及其蕴含的现代化本身都无法避免路径依赖, 甚至城市化和现代化也不再是一个线性的单向过程而变成“城与乡”、“传统与现代”的双向互动与融合。因此, 村落转型 (乡村性转型) 或比村落终结 (乡村性终结) 更适合当下中国的复杂语境。（张勇、冯健：《村落终结：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的空心化与乡村性演化》，载于《农村土地和乡村振兴》）

“没有农民的世界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在《农民的终结》一书结尾，孟德拉斯深沉地发问。有读者会说，今天中国还没到讨论“农民的终结”的时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更担心的不是失去农民这一职业，而是担心失去乡村；担心没有乡村，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将行之不远。事实上，无论是现在的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其他许多完成转型的国家，乡村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隐退。在那里，乡村依旧广阔，像大地一样安放城市，让生活在城里的人们不因走得太快而丢掉灵魂，不因走得太远而忘记因何出发。没有乡村，城市就像是一个无根的漂浮物，卡尔维诺笔下的“一个装载欲望与恐惧的容器，一段只有去路没有归途的旅程”。（熊培云：《“鱼筌效应”与回不去的故乡》）

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底层的农民构成了基本的民间社会，但是，传统民间社会和现代民间社会显然在政治结构中的位势不同。传统的民间社会隔绝于国家政治过程，无法参加到政治过程之中，朝廷里的事情农民是无法过问的。而现代民间社会，依然独立于国家政治过程，但是却能够有效参与政治过程，或者说政治当局高层的活动是应该而且可以被基层干预和制约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与“公民社会”的根本区别。

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生活在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他们精耕细作，耕耘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成为了一种常态。他们互相合作，以完成水利的作业。他们有时会为了安全而集体自卫，这样的场面或许在今天仍有遗迹，像福建的土楼，最初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们均分土地，兄弟们分别继承祖上基业，人口由此代际流动，形成稳定村落。生活在这种村落的人们，非常熟悉对方，“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乡土中国的中国人也就是乡下人，在从“土”里拔出来，抖抖身上的泥土，面貌渐渐脱离了“土气”，向城市进军。有些村子成了工业发展基地，很多外来者来打工，从而发展成了镇，或者城；有些城郊村庄在城市开发中成了市民，不再是农民；大部分村庄即使还是农村，但是土地对于他们的关系已经根本上改变了，主要的经济收入不再是土地，不是种地了，而是进城打工了。似乎能够有些力气，或者知识技能的，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农村里除了年龄偏大些的，也就是目前六十、七十岁以上的人们可能不少人保留着当年乡土中国极少外出的情况，年轻一代几乎和城里人没大差别，都到城里见过世面，走南闯北。

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们满怀理想地进行着自己的社会实践，然而他们所面对的不再是熟悉的都市社会，而是让他们陌生的乡土社会。所谓“时势造英雄”，不过是一些先锋人物敏锐地观察到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以个人的力量对原有的乡村社会进行一次清洗。然而，乡土社会在高科技和城市化大潮里，越来越呈现出“陌生”。

在远行游子眼里，故里、故居带给自己更多的是情感记忆，那山、那水、那坡、那桥、那树、那屋，还有那些熟悉的面孔，那熟悉的乡音，承载着自己消逝的青春年少。在这里，拂尽岁月的尘土，听得见自己的喃喃自语。

我们正在跟乡土说再见，当故乡那些熟悉的人逐渐老去，当故乡的昔日景观已经不再，许多人对家的念想慢慢淡去。一些人带着恨离去，与家乡一拍两散，临别留下最令人惊恐的是那句“永远不再回故乡”。

相对于传统的乡愁空间构建, 流动性时代两种重要的新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家”与“乡”的分离, 表现在于城镇化和市场化导致年轻村民对“乡村共同体”认识的降低;二是“新家”的产生, 家可能不止有一个, 乡愁也可能不再仅对于农村, 也对于城市。

回归到本文的题目，对自己来说，参加这样的农村社会调查也是一个难得的自我锻炼、自我成长的机会，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来解释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既是一种学术体验、科研体验，也是在充实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最后，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借用黑格尔对人和历史的理解，认为自由民主制的社会使人获得了普遍的相互承认，人们“被承认”的需求获得充分满足，历史已达至目的地而将不再发生变化。对于中国农村亦或是农民，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018.1.10